圍繞著沈洋的長篇報告文學《昭通：磅礴之路》，我注意到很多評論家都談到了報告文學的文學性。這種強調是非常有必要的，當然這也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換言之，對“文學性”的焦慮，已經成為中國報告文學界的集體無意識，甚至是近乎一種“政治正確”的話語方式。然而，當我們無差別地、泛泛地強調報告文學的“文學性”時，很難說，是距離報告文學這一文體更近了，還是更遠了。

尤其是進入新時代，報告文學文體的重要性越發凸顯，稍微夸張一點說，我覺得只有在報告文學里才能讀懂當下的中國。事實上，對“文學性”的強調不應以犧牲報告文學的“報告性”為代價，如果一個報告文學作家能夠兼顧這兩者，當然是更為理想的狀態。但是，現在的問題在于，很多作品連基本的“報告性”都沒有做到，都沒有做好。沒有了這個“1”作為支撐和載體，后面有再多形式層面、語言層面、審美層面的“0”似乎都沒有了意義。

具體到《昭通：磅礴之路》這個文本，不可否認的一點是，近兩年，扶貧攻堅題材的報告文學看得多了，作為職業讀者的批評家們難免會出現審美疲勞。這類書寫大都是圍繞著某一個地域、某一個領域、某一個局部、某一個群體在進行，難免在具體的做法和實踐層面會有交集或雷同之處，也即，作品的同質化現象很嚴重。然而實際上，即便是同為扶貧攻堅題材，作品與作品之間的差異也是非常大的，這也是由中國國家巨大的體量和各地實際的不同所決定的。對于昭通這一方水土而言，《昭通：磅礴之路》可以說是迄今唯一的、最為全面深入地書寫昭通本地扶貧攻堅題材的報告文學文本。畢竟，這樣一種全方位、多角度的長篇報告文學的寫作是需要調動相當社會資源的，需要從地方黨委到各級政府層面的配合和支持，才能做到對事實盡可能完善的還原與寫真，當然，對作家的揀選也是相當挑剔的。我們很難設想，還會有同類的文本出現。如果拉開一定的時間和空間來看，后人如果想要了解昭通的扶貧攻堅這一段歷史，這一領域的相關情況，從黨委政府的頂層設計到具體實施，包括社會、經濟、文化、民生方方面面的巨大變化，可能真正可信的或者說能夠全面了解的就是這個文本。

從這個意義上說，《昭通：磅礴之路》具有了某種地方志的屬性和價值。甚至書中羅列的大量的數據與“材料”，包括領導的講話，這些被大家所詬病的“文學性”不強的存在，恰恰是非常寶貴而有意義的。當前，信息磨損的速度是超過以往任何時期的。正是因為網絡、媒體的發達，資料檢索的便捷，我們可能不再珍視這些“文學性”不強的信息、資料、數據，然而這些歷史的細節和時代的標本，只有拉開相當的時間回望，才會凸顯自身真正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