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文物無言，歷史有聲。公益訴訟，正成為守護文明根脈的重要法治力量。2025年8月28日，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護鄉文”實踐隊走進武漢市洪山區人民檢察院，圍繞“鄉村振興戰略下基層文物和文化遺產保護公益訴訟”主題，對一線檢察官進行了深度訪談。此次訪談旨在了解基層檢察機關在文物保護公益訴訟領域的實踐探索與制度創新，尤其關注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實施后的司法應對與基層經驗。 　　01探訪一線：從“老人橋”到公益訴訟的洪山實踐
　　訪談伊始，實踐隊重點關注了洪山區檢察院在文物保護公益訴訟中的典型案例——“老人橋”遺址保護案。“老人橋”屬新石器時代古文化遺址，1959年即被評為市級文保單位，1981年升為省級文保單位。然而，就是這樣一處重要的文化遺存，卻曾面臨保護不力的現實困境。2019年，檢察官在巡查中發現遺址區域內存在居民種菜、違章建設等問題，隨即向相關監管機關和屬地街道發出檢察建議。行政機關雖及時響應并立牌設崗，但2022年問題再次反彈。檢察機關經調查與磋商，認定街道仍負主要責任，再次發出檢察建議，要求依法處理并建立健全保護機制。因整改不到位，洪山區檢察院最終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訴訟。
　　此案的突破意義在于：當時文物保護尚未明確納入公益訴訟法定領域，檢察機關援引《環境保護法》第二條“人文遺跡”條款提起訴訟，展現出基層檢察院在拓展公益訴訟案件范圍上的積極嘗試。該案不僅切實推動了“老人橋”遺址的具體保護，也為一定程度上為后來文物保護正式寫入公益訴訟范圍提供了寶貴的司法實踐基礎。
　　
　　02督促履職：如何確保文物保護落到實處
　　在“老人橋”案件中，檢察機關不僅向相關行政機關提出檢察建議，在行政機關存在整改不到位的情形下，依法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訴訟，要求其加強遺址管理和保護。那么，如何認定行政機關對檢察建議的履職是否到位？
　　陳檢察官指出，關于行政機關履職盡責的認定，一般遵循“行為要件+結果要件+職權要件”的三要件標準：一方面看公共利益是否得到切實修復，另一方面看行政機關是否窮盡了所有可行的整改手段。即便行政機關未完全依法履職，但如果公共利益已有效恢復，檢察機關也可能不再訴訟。這種結果導向的評估方式，這體現出公益訴訟制度根本目的在于保護公共利益，而非單純追責。
　　同時，他們也強調需兼顧現實可行性——某些情況下因客觀限制難以徹底整改的，不應對行政機關苛求完美。檢察監督聚焦于其外部履職行為是否依法到位，而非介入行政機關的內部職權劃分，這既體現對行政權的尊重，也符合公益訴訟的制度定位。 　　03新法實施：司法實踐中的挑戰與突破
　　2025年3月1日，新修訂的《文物保護法》正式實施，明確將文物損害行為納入公益訴訟范疇。對于基層檢察機關而言，這既是機遇也是挑戰。陳檢察官指出，洪山區的文物資源部分在高校，保護狀況較好。重點應關注的是那些散落在社區、鄉村的文物點，如“老人橋”遺址、伏虎山烈士陵園等周邊有居民活動的文化遺址。
　　針對新法第九十九條中“社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認定標準問題，檢察官坦言這是當前公益訴訟領域的共性難題。此外，文物價值評估和損害認定也是文物保護公益訴訟中的技術難點。檢察官表示，目前主要參照最高檢的辦案指引和典型案例，但在具體案件中仍需要結合專業意見，依托專業評估機構和專家作出判斷。
　　此外，陳檢察官在交流中指出，當前公益訴訟仍缺少專門立法，實踐中須援引《行政訴訟法》、《民事訴訟法》等相關程序規定，存在制度適配不足的問題。公益訴訟與普通行政訴訟、民事訴訟存在本質差異——后者要求原告必須與案件有直接利害關系；而公益訴訟則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為核心目標。這種根本性差異，導致在訴訟請求提出、舉證責任分配等程序環節仍面臨現實障礙，亟需從立法完善與司法實踐兩個層面共同推進，構建符合公益訴訟特點的法律適用體系。
　　
　　04超越個案：構建文物保護的多元共治格局
　　目前，洪山區檢察院的公益訴訟辦案團隊已取得顯著成就，圍繞“護航紅色圣地、守護一江碧水、共筑美好生活、優化營商環境、呵護文物古跡”五大方面開展司法實踐。
　　在推動社會力量參與方面，陳檢察官強調應區分“訴訟主體”與“志愿者”兩類角色。若鼓勵普通公眾作為訴訟主體直接提起公益訴訟，需謹慎設計準入機制，以防濫訴耗費司法資源；另一方面，積極發展志愿者隊伍、拓展社會參與渠道，則是受到鼓勵的支持方向。目前，洪山區檢察院正在推行“檢察官+網格員”制度，將網格員等熟悉社區情況的人員納入公益訴訟志愿者，實現“點對點”精準治理。該機制在解決諸如老舊小區二次供水水箱清理等民生問題上已初見成效，為文物和文化遺址保護中的日常巡查與問題反饋提供了可復用的基層治理經驗。
　　
　　05面向未來：數字檢察與文物保護的新融合
　　目前洪山區檢察院正積極推進數字檢察建設，在生態環境、日常生活及文化遺產保護等多個典型領域，探索AI輔助辦案和工作協同的新機制。
　　陳檢察官以食品安全監管為例，介紹了AI技術在公益訴訟中的實際應用：在對無堂食外賣商戶進行排查時，借助AI對現場拍攝畫面進行智能識別與分析，可高效檢測出違規行為，實現食品安全監督的智能化、精準化。同類技術模型也可遷移應用于文物保護領域，通過對遺址、建筑、周邊環境等進行圖像監控與異常行為識別，實現文物安全風險的早發現、早預警，提升日常巡護工作的效率與覆蓋水平。
　　在數據驅動時代，司法工作必須與時俱進。如何更深度地融合大數據與人工智能技術，構建智慧檢察體系，已成為檢察機關面臨的重要課題。數字賦能不僅能夠提升辦案質效，也正逐步塑造公益訴訟未來的發展方向，為包括文物保護在內的公共利益司法保障提供全新路徑。

　　結語 　　此次調研讓實踐隊成員深受啟發。洪山區檢察院的實踐表明，公益訴訟不僅是一種司法救濟手段，更是連接司法與行政、專業力量與公眾參與的重要橋梁。檢察機關正逐步從個案糾偏走向機制構建，探索出一條貼近基層實際的文化遺產保護路徑。洪山的基層實踐，為文物司法保護提供了鮮活樣本，也為完善基層文物保護機制貢獻了有益經驗。
　　隨著新《文物保護法》的實施與公益訴訟制度的不斷完善，檢察機關在文物保護中的作用將愈發關鍵。但公益訴訟并非檢察機關的“獨角戲”，而是需要行政機關、社會組織和公眾共同參與的“協奏曲”。唯有構建協同共治格局，才能筑牢文物保護的法治屏障，守護千年文脈。（通訊員 任曼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