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木知時令，鳥鳴報四時。”大自然中，動物的蟄眠、復蘇、始鳴、繁殖、遷徙，植物的萌芽、長葉、開花、結果、凋落，還有冰霜的凝結、消融等都隨著時令而動，周而復始，于是它們本身也就成了季節輪換的標志，被稱為“物候”。

在漫長的原始社會，以物候確定時間的方法被廣泛地運用于漁獵和早期農業生產中。古人將自己長期對植物、鳥獸、昆蟲以及天氣現象觀察的經驗納入二十四節氣體系，用以補充標記節氣的物候征象。每個節氣都有明顯的物候標志特征，細分為“三候”，七十二“候應”。二十四節氣與七十二候應是季節氣候變化時段性的標志，其開始和結束的時間則在這一套時間認知序列中確立了精確的節點。

人間芳菲最應季

物候是自然的語言，節氣物候將復雜的氣候變化、線性的時間概念轉化為生動可感的生活現象，令節氣呈現別具一格的自然之美與精神氣質。

比如驚蟄到來，大地回暖，雷聲起，驚醒了土里蟄伏的昆蟲，自然的生命力破土而出。驚蟄三候為“一候桃始華，二候鸧鹒鳴，三候鷹化為鳩”。不僅蟲蟻醒來、黃鶯鳴叫，也催開了爛漫的桃花。桃是春的使者，《詩經·國風》“桃之夭夭，灼灼其華”的詩句被吟詠千年，“人面桃花”的愛情傳奇至今仍被津津樂道。及至春分，綠色鋪滿郊外鄉間的田野，各色野菜都冒出了頭，一棵挨著一棵，細嫩鮮綠，招引得踏青的人們忍不住剜上一兜。此時，人在自然中，步子是輕盈的、內心是舒暢的。

清代時，江南地區還流傳著一首《春字歌》，通俗親切、朗朗上口，歌詞為：“春日春風動，春江春水流。春人飲春酒，春官鞭春牛。”連續八個“春”字，音韻流轉之間，頗有春之靈動。

人間芳菲最是應季，于是便有了“二十四番花信風”的說法。一番風來，吹開了應季的花朵，人們從中挑選花期最準確的一種作為這一節候的代表，稱為“花信風”，意即帶來了花開的訊息。古人以五日為一番，三番為一節氣。每年從小寒起至來年谷雨終，八個節氣，便是“二十四番花信風”。梅花為首，楝花為終，各季繽紛，顏色不同。其中小寒花信為梅花、山茶與水仙，梅花虬枝回旋、姿態高潔；山茶葉翠花艷、生機盎然；水仙花香濃郁、風姿綽約。三九寒天，風至而花有信，為蕭索的天地添上色彩。

生活旨趣漸次生

二十四節氣是古代先民在觀察天文、物候，感知自身變化，記錄農事生產、社會生活過程中建立起來的一套獨特的時間制度，是天文、物候、人事活動共生共融的綜合性知識體系。在傳統農耕社會中，它被視為可以依賴的時間框架，某種特色花卉植物的出現、天氣的變化以及蟲魚鳥獸的遷徙等被認為是相應節氣點上“理所當然”出現的事實。由此，物候與人們生活生產之間的聯系日益密切，并成為一種有意味的形式存在，在社會運行的律動中被賦予了生活之美。

這一生活性的審美體驗，是在歷史上形成的生活習俗中蘊含的趣味與情感認同，是生活世界內部孕育的生命力。人們從自然中獲取資源，同時也將細膩的情感、質樸的生活企盼與愿景融入其中。

每年立秋前后，農人們忙起來“曬秋”，在屋前房后、屋頂平臺擇一處空地，陸陸續續晾曬田間收獲的菜蔬谷物。彼時，紅色的辣椒、金色的皇菊、黃色的玉米、醬色的干菜、綠色的油茶果等等，被鋪在曬匾里，晾曬于陽光下，從各家各戶綿延開去，仿佛一幅幅油畫，色彩濃郁得化不開，好年成的喜悅如水波般地蕩漾開來。同時在草木之美的基礎上，生活的情趣也漸漸生長起來。

再如江南的小暑“三白”——梔子花、白蘭花與茉莉花。花朵被沿街叫賣的阿婆細細地擺在籃子里，又香又白，仿佛祖母幽深廳堂中飄出的氣息。女孩子們用麥草編了寸把長的小燈籠，將茉莉花置于其中，或裝成小花籃，掛于閨閣之中，得枕席生香、氤氳伴夢。于是時間不再是單調的數字，而是一段段有情節的時間故事，幫助人們協調著與自然的關系，生活亦充滿了歡愉與旨趣。

還有清明，此節在春分后第十五天，陽春三月，天地明凈，人們游冶踏青，奔向野外，上墳祭祖、挖春筍、采野菜、放風箏，自然萬物與人都萌發出勃勃的生機。

人與物候的緊密聯系，還集中體現在其危機預警功能上。農人傳統“測天占候”，以為物候異常可以用于警示某種自然災害，以便做一些防范措施，由此產生了不少農諺。比如“水淋春牛頭，農夫百日愁”，意指立春日舉行“鞭春牛”儀式時若是下雨，這年會發生春旱。還有“立夏雷唱歌，早稻害蟲多”等等。此時，節氣不僅僅是單純的時間關口，物候亦不單單是自然的物象，而是承載著人們基于生活直觀感受而產生的情感投射。

文化哲思緣此來

作為節氣形態符號的物候，其內涵在人們周而復始的生活中不斷得以強化與拓展，并逐漸脫離具體的自然場景，成為心靈化的文化符號，融于各種習俗、傳說、儀式、游藝中，代代傳承。

譬如記載中，梧桐被視為秋的報信者。明人張岱在《夜航船·秋》中認為此種說法源于古詩“梧桐一葉落，天下盡知秋”。“梧桐報秋”曾經是一種宮廷儀式。《夢粱錄》卷四記載，當時都城臨安皇宮內種植了梧桐樹，立秋日，太史官身著華服，手持朝笏，到了立秋交節的時辰，抑揚頓挫地高聲奏報“秋來了！”，在震蕩的聲波中，“其時梧葉應聲飛落一二片”，甚是應景。南宋布衣詩人劉翰久居臨安，寫下《立秋》一首，其中有句云：“睡起秋聲無覓處，滿階梧葉月明中。”梧桐有靈性，能“悟秋”并知時令。

還有一種冬至唱“數九歌”的游戲，將隆冬到陽春各種物候現象盡歸其中。這種游戲指的是，各地從冬至開始進入最寒冷的一段日子，從此日數起，“至九九八十一天而寒盡”，稱為“數九”，俗稱“連冬起九”。“數九歌”多錄當地民眾慣習之物候氣象，以記寒暑，因此各地唱詞內容也不盡相同。《清嘉錄》記載蘇州一地歌云：“一九二九，相喚弗出手。三九廿七，籬頭吹觱篥。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露宿……八九七十二，貓狗躺渹地。九九八十一，窮漢受罪畢。剛要伸腳眠，蚊蟲獦蚤出。”《數九歌》朗朗上口，親切自然，“九”是至陽之數，自帶“一陽賀冬”的寓意，歌謠與“九”相連，即為吉祥，便取此意。音韻流轉之間，嚴冬至陽春自然變化的圖景徐徐展開。

帶有民間意蘊的物候符號也受到作家的喜愛，是傳統詩詞歌賦、話本小說創作的重要資源。在作家個體創作意識與集體情感共振的過程中，節氣的物候審美感被提升到新的高度，成為高度凝練的文化審美符號。比如霜降一過，漫山的楓葉便如火焰一般點燃了深秋的絢爛，應了杜牧“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于二月花”的感嘆。

古人觀察自然，從天象、物象中獲得智慧，將草木、鳥蟲等物候符號應用于耕耘稼穡和日常生活，成為二十四節氣時間制度的重要內容。在漫長的歷史演變與文化傳承中不斷演變、凝聚、升華，進一步轉為具有象征意義的符號，成為中國人特有的民族文化符號、審美對象以及地方傳統，在一代一代人的生命時間過程中發展為重要的精神財富。

即便在喧囂的今天，其中蘊含的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觀念依然十分重要。因為無論過去、現在亦或未來，人始終生活在宇宙和自然的節律之中。當下，節令趣味與物候之美的傳承，即是要在新的文化環境中，汲取傳統文化資源，重塑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回應人們文化認同、歸屬感缺失的焦慮，從而生成新的生活文化、審美文化，由此轉變為文化自信與人生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