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學敏的詩集《瀕臨》（百花文藝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中，《金錢豹》《白狐》《河豚》《丹頂鶴》等作品組成“動物世界”。這些動物在人們的“常識”中是非詩性的，但詩人善于通過它們來營造個人的詩學空間。

現代工業文明給生活帶來了許多便利與快捷，但某種意義上說也切斷了人和詩歌賴以棲身的自然之間的關聯。它和擴張的物欲遇合，更使生態破壞、環境污染、過度開發觸目驚心，負價值日益凸顯，大量動物瀕臨滅絕。摸清這一生態危機的語境，即不難發現詩人對動物的書寫，既深切憂患動物黯淡的命運，也在替瀕臨滅絕的動物向人類發出SOS信號，借助動物之口傳達“世界的疼痛”。

龔學敏對動物瀕危困境的介入是“走心”的，每種動物的書寫都有鮮明的精神立場和情感態度作支撐，恪守著骨子里的生命本位意識。詩人認為萬物皆有靈的存在，動物和人都是有情感的眾生，猶如兄弟姐妹一樣，相互之間沒有貴賤與高下之分。所以在詩里他尊重和敬畏自然界的動物，觀照它們時從不居高臨下，不全知全能，而是放低姿態，謙和地觀察雞鴨鵝狗、狼熊虎豹等動物，與它們親和平等地對話，敞開它們的生命秘密。而詩人對動物的凝眸與關注，也就成為對人類大愛的一種表現。動物瀕臨死亡和災難的困境，即是人類悲劇命運的隱喻。生態反省的立場和內涵，與詩人中年經驗碰撞，產生超越批評層面的“思”之品質，使具有質感的動物之境轉化為深刻的生命語言，或者說動物已轉變為捕獲洞察事物和世界本質的思想快樂之載體。而“思”之品質的大量融入，使龔學敏更近于世界的觀察者，其動物詩學更接近智性與冥想，文本也強化了思維的筋骨和理性的穿透力。

動物始終保持自己的聲音和語言。《瀕臨》以其特別的思維邏輯、語法系統與想象機制，追求動物敘事的“內化”表現，從而使語言干凈、語義清明，但整體意旨難以把捉，帶著“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朦朧。如《刀魚》這首詩，“刀給整條的江，剔骨。/時間游刃有余，宋時的蘇軾、陸游……是一條江最鮮的幾滴水。//水越來越重，凝作鞘，/魚開始生銹，/在鞘中/像是報紙上忘記拔掉船只的禁漁期”。“與清明時節的紙錢疊成的魚，/一同清蒸的還有瓷，/還有樹脂的蔥花、姜絲，調和的些許宋詞，/直到把一條大河烹熟”。“我在靖江吃魚時，滿江已紅，/岳飛的槍至今卡在我的喉嚨”。固定的意象“刀魚”分化為“刀”與“魚”兩個詞使用，已匪夷所思，由眼前之江及宋詩宋詞再及清明時節、槍卡喉嚨，詩意的斷裂幅度之大、躍動速度之疾，令一般讀者無法適應。至于將蘇軾、陸游喻為江中水滴，言宋人之槍卡今人之喉，將魚、瓷、蔥花、姜絲與宋詞一鍋烹，其想象的奇絕繁復、虛實相生讓人出乎意料。但是，對“沒有歸宿的水”跨越千年的歷史浩嘆，將生態橫遭破壞的苦情與憂思傳達得貼切又鮮活，別致而到位。像《咳嗽的黃鸝》《南匯嘴擱淺的幼鯨》等詩，僅題目中蘊含的悖論、反諷與戲謔，就耐人尋味。當然，過度超拔的個人化想象與間接的表現技巧，有時也把詩的內核藏得太深，不容易尋找。

在山水田園詠嘆最輝煌的中國自然詩中，生態詩說不上發達。即便是一些兒童動物詩，也一直沒逸出詠物詩的范圍，詩人想象多聚焦于動物外在形態，將之作為隱喻體，很少能抵達動物的深層本質。在這樣的背景下，《瀕臨》的“動物詩學”建構就意義非凡。詩人觀照的動物雖然普通或弱小，但它們在詩中都鏈接著人類生存、人與生態關系等主題。在如今詩壇多沉迷于靈魂高蹈、生活瑣屑回味或技術打磨的氛圍中，《瀕臨》的啟迪價值就更加顯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