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鐘書有句名言，“圍在城里的人想逃出來，城外的人想沖進去，對婚姻也罷，職業也罷，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連日來，記者在眾多高校采訪中發現，這種“這山望著那山高”的“圍城現象”在文理科研究生中也是十分普遍。

    “放養”還是“圈養”這是一個問題

    每周的工作時間是55個小時，每天打6次卡，早上8：30~11：30,下午2：30~5：30,晚上7：30再開始打，并且打卡有效時間有限制，基本算下來就是一周要有6天半左右的“工作時間”。

    如此嚴格的規定，不是公司白領的上班時刻表，而是廈門某大學生物材料專業學生小魏必須待在實驗室的時間段。

    小魏已經習慣了將在實驗室的時間稱為“工作時間”，“基本上都住在實驗室了，而且除了做實驗和看文獻什么都不許做。萬一被‘老板’（導師）抓到，正常情況都是被警告，碰上‘老板’心情不好通報批評也是常有的事。”

    “簡直像是被‘軟禁’了。”小魏說，打從進實驗室的那天開始，一種讓人郁悶、憋屈的氛圍籠罩他至今。

    感覺郁悶的不只是小魏和他的同學。記者在多所高校的采訪中發現，一種被稱為“圈養”的生活方式已漸成很多理工科研究生的生活常態。

    平時沒有課就要去實驗室；暑假也不能回家，要留在教研室做實驗、看論文；有項目的時候還好，沒有項目的時候也要去教研室熬著……這樣的“圈養式”生活，很多理工科學生不喜歡卻又無法抗拒，因為“有沒有項目，有什么樣的機會，甚至是畢業后的去向問題等等，很大程度上都是‘老板’決定的”。

    為了能給“老板”留個好印象，即便導師沒有具體的要求，理工科研究生們也還是會盡量待在教研室或者實驗室，以便“老板”突擊檢查時能讓他看到自己刻苦學習的身影。

    南京工業大學化工專業的陳瑜才讀了一年多，就已經覺得這個專業頗有點“把女生當男生使，把男生當牲口使”的意味了。

    陳瑜的“老板”很嚴厲，雖然不會每天盯著你，可是每周末都要讓學生開會匯報自己一周的研究或實驗進程。每次看別人又有成果出來，自己卻什么都不會講的時候，小陳心理壓力很大。而且一個組一起做實驗，自己萬一做錯了浪費了實驗材料或拖慢了實驗進度，其他組員的無聲抗議也足以讓小陳想鉆地縫。

    最痛苦的還不是這些。就在前幾天，小陳的手指在實驗中被割傷，縫了7針。“3個星期不能做實驗，不能扎頭發，不能洗衣服……這樣的情況，在我們實驗室就不是一次兩次了。”

    小陳舉著被紗布包得厚厚的手指，無奈地調侃道：“每次看見那些花枝招展的文科女生，羨慕簡直可以說是噴涌而出！什么時尚、美容、連續劇，我全搭不上了，現在和學文的朋友在一起，感覺已經不是有代溝而是橫亙著天塹！”

    當初削尖腦袋選導師擠進了“圍城”，現在，小陳似乎更想踮起腳尖看看城外的風景。“要是我當年選了文科……”這似乎已經成了小陳的“口頭禪”。
城里的人想出來 城外的人想進去

    在小陳舉著腫了一圈的手指還不得不往實驗室鉆的時候，作為中國礦業大學最熱門的采礦工程專業的研究生，張文仍在“老板”給他安排的遠赴新疆的出差任務中“漂泊”著。

    “他讀研比其他專業苦多了，以前在山西出差的時候，一天3頓面吃了一個多月，連菜都沒有。那些個礦，起碼要有地下幾百米，上千米的都有，而且他的個頭高，巷道矮，在里面很難受。”小惠向記者一一訴說著男友“苦行僧”似的研究生生活。

    其實張文并不怕吃苦，他也很感激導師愿意給他實地學習的機會。但讓他覺得疲憊的是，“山西、新疆、內蒙古……都是些比較遠的地方，一去起碼要一個多月，研一一年10個月學習時間的話，大概得出差六七個月。還有幾次因為出差，連考試的時間都錯過了。”按照女友小惠的話說，就是“春天分別，夏天相見，再次分別，再見就是秋天，最后直接過春節”。

    “并不奢求能多自由，可是不喜歡這樣被管制、束縛著，幾乎沒有一點時間安排自己的生活。”但是張文有些無奈地表示，“我也有理工科的朋友跟的‘老板’項目少，可是他偏偏怕學不到東西又拼命想找項目做。為什么大家總在羨慕別人的生活呢？”

    和小張被“圈養”、沒自由的煩惱截然相反，南京某理工院校的文科生劉寒已經受不了“放養”狀態下過于無聊的研究生生活，開始為申請提前畢業做準備了。